伟大变革·非凡十年丨守护好群众大健康

如果按照单个国家来计算，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实是中国。

至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都属于信息产业或其中某个细分领域多少具有平台特性的部分，贴一个基础设施的标签未尝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称其为数字基建。中国的农村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结构都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

有利于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改进居住条件，获取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人们的一个担心是有的农民会不会居无定所，影响稳定。关于2020年的增长目标，建议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由于海外疫情仍处在纠结状态且走势有很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将被迫转入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战疫增长模式。第三，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

因为，究竟什么样的做法适合国情、省情、市情，事先并不清楚，需要通过大量试错纠错，才能找到对的办法。政府不直接干预，不添乱，多包容，重点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提高监管水平，提供有效信息服务，提升相关人力资本。美国借助IMF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想把有利资本发展的欧美制度移植到欠发达地区去。

但是中国不缺乏储蓄和外汇，为什么还要利用外资呢？我当时的结论是，中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弥补有效率企业组织的不足。今天看来，中国一些发展经验难以复制。欧洲 日本化趋势日益显现。在财富两极分化背景下，富人财富的增值已经不会带来消费的增长，贫困阶层严重缺乏消费购买力，这会导致全球范围内需求的长期萎缩或供给过剩。

因此，政府立场需要作出根本转变，将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建设作为基本国策来推进。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会出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常态。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与勤奋的劳动者和庞大的市场相比，中国当下特别缺乏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去创造就业岗位，从事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经营。不过，企业平均寿命低于3年。前年年底，我曾预测中国经济将持续下行，实现可控的软着陆，2026年可降落在5%的增长平台上。2016年人口占比下降为10.24%，消费占比则下降了16个百分点，至50.8%。

如果产品没有销路，一些制造业企业就没有现金流还本付息。二是防范商业欺诈，避免企业、企业高管和大股东的欺诈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二战后的30多年美欧主导的南北之间生产要素的组合是相对失败的。我比较赞同券商首席分析师刘煜辉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辆踩着刹车下坡的超载重卡的说法。

目前看来，低增长、零增长有较大可能会走向慢性萧条，因为其背后有着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克服的结构问题。2012年工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

北大国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个体经营者有9766.6万户，就业人数大约2.3亿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而改善。

国际组织通常在贸易层面讨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比如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全球生产要素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以及要素跨地区组合的失败。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投资的目的地做出战略调整，这是完全正确的抉择。外部市场不断拓展使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也是经济高增长可持续的前提条件。南部非洲二战后的50年几乎没有增长，被称为失去的50年。此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涉及税制和干部任免制度。2018年，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占总企业数量的99.6%，超出国际平均水平，也超出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维护市场秩序尤其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保护私有产权，重点避免对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侵权。而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包括经济金融强国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就是高效率企业组织。

中国工业需要减肥，只有瘦身才能强体，只有中止那些过剩制造业僵尸企业对稀缺资源的持续消耗，才能有更多资源给先进制造业和市场高成长的服务业用于发展。2006年工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回落。

此后由于全球疫情扩散，6月IMF将2020年与2021年增长率分别下调至1%和8.2%。一方面，如果中国承包世界所有制成品生产，其他国家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相对就减少了。

三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广义制度缺陷，投资风险高企。消费服务业有高成长性和创造就业岗位的巨大潜力，要求我们既要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也要保护生产者合法经营的权益，在市场准入、技能培训与从业资格管理、服务质量监控、纠纷仲裁等环节健全有效的制度保障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

又如，今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美抗议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运动，也是底层民众对长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一种抗争。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

但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2011年始于美国而后在全球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出了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满政府补贴大企业的呼声，呼吁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增加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距扩大。有数据显示，在1979—2018年近40年间，美国工资最低的90%员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24%，而工资最高的1%和0.1%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达158%和341%。

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进入。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